日本農業結合太陽光電設施之經驗探究(04/17/2020 RSPRC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也許你想知道:發展農業綠能設施的過程中,易出現光電發電效益優先於農業生產效益情況,甚至出現「假農作真種電」現象。而日本農山漁村導入再生能源計畫,如:千葉Eco-energy公司與匝瑳市、兵庫縣寶塚市兩農電共享案例,可觀察政府在政策支持下之角色扮演。
作者:吳勁萱/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臺灣在發展農業綠能設施的過程中,營農者容易將光電的發電效益優先於農業生產的效益,甚至出現「假農作真種電」的現象。日本為農業綠能的先驅者,本文將透過日本發展營農型光電設施之經驗,爬梳日本發展過程的背景脈絡、政策措施及設施型態,並透過日本實際運作營農型之案例,理解行動者如何參與,以及整體運作的機制與經驗分析。
一、日本農山漁村的再生能源導入
日本依據2018年7月的內閣會議決定,公布新的「第5次能源基本計畫」。事實上,日本政府於2013年便開始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並希望於2030年時達到再生能源佔整體電力22%~24%,同時讓再生能源成為主要的電力來源(鎌田知也,2018)。
為達到2030年能源目標,日本國土的農村、山村和漁村因存在豐富的資源,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及利用上,具有極高的潛能。從日本國土交通省2016年度的土地資料來看,日本國土中森林約有2,505萬公頃,佔國土面積66.3%;農地450萬公頃,佔國土面積11.9%。其中,不利農業經營區為18.3萬公頃,若能在這18.3萬公頃的農地面積上架設太陽光電設施,估算一年發電量約為1,347億度(川中正光,2019)。(圖ㄧ)
農林水產省食料產業局認為「日本農山漁村導入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在於再生能源進入農山漁村後,能夠促進農山漁村的活化,並透過「經濟貢獻」及「機能貢獻」兩層面的利益最大化,讓地區實現自主獨立性。為使農山漁村的資源能挪移作再生能源發電,《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始針對農山漁村之土地做出適當的運用及調整,並在不影響糧食供給和國土安全的前提下,導入再生能源,促進當地的發展。《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於2013年11月正式通過,並於2014年5月開始實施。農山漁村導入再生能源設施發電,主要強調必須與該地區相關人士緊密的合作,以提升地區活化及永續發展為目標,包含市町村政府、當地居民、設備擁有者、農林漁業者等的協議,共同協商發展出完善的政策。國家角色加入參與及提供的協助與建議,共同發展出有益於整體區域的正向發展(鎌田知也,2018)。(圖二)
隨著再生能源的發展,對於空間擺放發電設施的需求增加,因此土地的運用與調配顯得尤為重要。農山漁村作為重要產業地區,原本土地就具有多重功能,若以農地為例,政府農業部門如何處理可耕作農地與再生能源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農地轉作其他用途的問題,該如何維持原先的功能,又能有附加的價值,將農業和綠能利益最大化,並進行適當調整,都成為政府的重要課題。
二、農地如何結合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日本政府推動農業與再生能源的發展,目前以太陽光電為主。農地種電的模式主要可以分為「轉用型」與「營農型」發電。轉用型為農地完全用於太陽能發電,營農型則為綠電與農業經營共存。由於「轉用型」發電模式為農地持有者將農地做其他使用,故根據日本農地法第4條,必須向農業委員會提出轉用許可申請。但根據區域的不同,也有不得轉用的農地。「營農型」發電模式則以不影響作物生長的情況下,要求太陽能板遮光率達到約30%,且農作物減少量不得高於同地區單次收穫量的2成以上,用以規範「假農作真種電」的現象發生(王金墩,2017)。
農林水產省(2019)推動「營農型」設施的建置及發電模式的願景,主要是希望透過將太陽光電設施架設於農地的上部空間,設施底下繼續進行農業生產,以達成農業與再生能源共生共構的機制,即為「農電共享(solar sharing)」的概念。而農林水產省也表明,這樣的發電設施必須建立在「農地必須可以繼續耕作」的基礎上。因此,營農者必須遵守除「太陽能發電板的支架必須構造簡單且容易撤除」、「確保農機作業的空間」外,也必須保證「不影響周邊地區的農業情形」等相關規範(王金墩,2017)。根據農林水產省農村計畫課的調查,累計到2017年為止,日本農地「轉用型」核准件數有46,105件,設置面積為8,268.8公頃,而「營農型」核准件數為1,905件,面積為481.8公頃。(圖三)
欲裝設營農型發電設備,需取得源自《農地法》之《一時轉用許可》。《轉用許可》之相關規範於2013年確立,並可歸納成下列三點:(1)一時轉用許可期限為三年,若無問題,可再次取得許可;(2)一時轉用許可審查,將檢查是否確實且適當持續農作,以及是否會影響周遭農地之情況等項目;(3)一時轉用許可的條件為每年進行1次報告,檢查設施是否對農業經營造成不良影響,若有顯著的干擾問題,則必須拆除設備,並將場地恢復原狀。
2018年日本重新檢視法規的相關內容,並於當年的5月15日由農林水產省公布修改後之農地轉用許可規定,針對「架設支柱持續營農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農地轉用許可制度上,增加「若能滿足下列其中一項條件,便可將一時轉用許可從3年延長至10年」:(1)耕作者持有農地或耕作者於有利用權之農地的太陽能板下方進行耕作;(2)活用農業地區的荒廢農地;(3)活用農業地區外的第2或第3種農地。[註1] 但若未能符合條件者,仍以3年為限(鎌田知也,2018)。
欲完成營農型發電必須顧及「電力端」及「農業端」兩部分程序。電力端需與電力公司簽訂契約,而農業部分則必須制定農業計畫,並完成《一時轉用許可》程序。圖4簡述在再生能源經營計畫流程中利益關係人的位置,依照農林水產省(2018)提供的流程圖進行修改,並顯示各個行動者在其位置上必須完成的相關流程,各自獨立卻又彼此相關,同時從圖中也可看出細部的流程經過。(圖四)
三、日本營農型經驗初探
透過政策和制度規範,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如何透過管制,保障農作的進行,同時藉由提供相關資訊和協助,推動農業綠能結合的可能。以下將從農林水產省提供的兩個實際案例中,看見營農型設施的運作模式,包括有哪些人參與、資金如何流動,及農業和太陽光電設施如何同時存在等關鍵問題(農林水產省,2018;川中正光,2019)。
第一個案例為千葉Eco-energy公司,位於千葉縣匝瑳市,案場於2016年4月開始運行,主要負責處理電力相關業務。營農設施上方的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為49.5KW,2017年總發電量為66萬度電。光電設施底下之農業生產則由Three Little Birds合資的公司負責,主要組成為2名在地青農、2名資深農家及1名新手農民。農家於農地上種植黃豆和小麥,並確保發電期間之20年的農業經營狀況。千葉Eco-energy公司透過政策金融公庫所提供之貸款,進行資金的籌措,並以地域回饋金的概念,每年給予Three Little Birds農業耕種委託費。(圖五)
第二個案例則是位於兵庫縣寶塚市,此案例的特別之處在於寶塚市民的參與和農地的運用。透過於市民農園裝設光電設施,除了使農園得以有效利用外,亦能有售電收入。部分的售電收入將作為農園使用費的折扣回饋於市民,如此一來還能解決農園空地的問題,一舉數得。該案場於2016年4月開始營運,主要負責營運者為寶塚SUMIRE發電公司(宝塚すみれ発電),其裝置容量為46.8KW,每年發電量約為5萬度電(川中正光,2019)。特別的是,此案場亦與鄰近的大學合作,租借農園農地給大學種植番薯,並於採收後研發成新產品,部分用於大學校慶時販售(農林水產省,2018)。(圖六)
上述兩者營農型案例的不同型態,可以看出營農型設施的多樣性,展現多元行動者的參與和合作樣態。這些營農者無論是農民、電力公司或是市民與地方政府的合作,都必須要有足夠的動能驅動,無論是對政策法規的掌握、營農型設施的了解,或是利益分配的形式等,而不同的行動者和動能最終展現出具有該地特色的營農型設施。
營農型設施除了光電設施的架設,必須以農業生產為優先考量外,農民亦必須對於作物的特性、遮蔽率和農務經驗要有足夠的知識。電力端與農業端的行動者必須相互配合,才能達成「農電共享」的可能。此外,由於營農型設備的建置亦須有資金的挹注,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配合和融資基礎,那麼營農者可能因為難以支付高額的費用,進而降低嘗試營農的意願,如此一來,相關的計畫就無法順利推行。因此,政策、技術和知識是相互交引纏繞並共生共構的。
四、小結:何以達成「農電共享」的願景藍圖?
日本政府在推行營農型太陽光電設施的策略,包含政府政策的支持,如農林水產省會於網站上放置優良案例的介紹,作為推廣其發電事業的策略。此外,地方農政局亦會設置諮詢窗口,讓農民針對營農型太陽光電設施的建置,進行相關問題的諮詢。誠如前段所述,資金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地方的金融機構應針對營農型設施提供相關支援與協助,以利營農者進行融資(川中正光,2019)。
由日本的營農型經驗,可看出在地性、分散式能源及公民參與的重要,特別是寶塚市民農園的案例,特別強調將售電利益部分回饋給市民。鎌田知也(2018)便認為,日本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活用的重要性,在於能透過在地各個領域的相關人士組成團體進行協調,並可以期待是由地區主導推動再生能源事業的發展,同時有效形成地區共識、消除地方的不安和反對,以順利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由在地主導的再生能源發展,除了有量能盤點未利用或低利用的區域外,更能有發展因地制宜的能源形式能力。
日本農山漁村導入再生能源的過程,所面對的主要課題、採取措施及願景包括:「將利益歸還於地方」、「土地利用的調整」及「形成地區共識並創造趨勢」(鎌田知也,2018)。進一步來說,再生能源的發電利益應回饋給地方,且土地利用需制定明確的規範。最重要的是,所有行動者需在發展過程中取得共識,如此才能在農山漁村導入再生能源的議題上,有更健全、完善與平衡的發展,對於營農型的議題才能減少衝突,並有更多的理解和溝通,最終完善擴及與深化至各地方的發展。
註解:
(1) 第2種農地為未被列入土地改良、生產力小、小面積的農地;第3種農地則為位於市街地的農地(簡嘉潁,2015)。
參考資料
川中正光(2019)。〈農山漁村的再生能源與營農型太陽能之推廣促進〉,《2019農業綠能論壇會議資料》。
王金墩(2017)。〈2017考察日本發展農電共生之政策與現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農林水產省(2018)。〈營農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支援指南〉,《農林水產省手冊》。
農林水產省(2019)。〈農山漁村再生能源發電情勢〉,《農林水產省報告》。
簡嘉潁(2015)。〈日本農地比台灣還便宜 農地法保障農地農用〉。2020/04/01檢索。
鎌田知也(2018)。〈日本農山漁村的再生能源發電相關情勢〉,《2018農業綠能論壇會議資料》。
圖片說明:
圖1 日本國土組成
參考資料:川中正光(2019)資料截自日本國土交通省;作者重新繪製。
圖2 農山漁村導入再生能源之現狀與未來的差異
資料來源:川中正光(2019)資料截自農林水產省;作者重新繪製。
圖3 日本營農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轉用許可件數及面積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9);作者繪製。
圖4 申請流程與利害關係人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8);作者翻譯繪製。
圖5 千葉縣營農型案例關係圖
資料來源:川中正光(2019);作者重新繪製。
圖6 寶塚市民農園營農型案例關係圖
資料來源:川中正光(2019);作者重新繪製。
完整圖文內容請見: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en-trans/1392-2020-04-17-08-1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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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理 #環境教育 #生態保育 #永續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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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珠之憾:蔡培慧、蕭美琴、洪慈庸連任失利
原為不分區立委的蔡培慧轉戰南投區域立委失利,針對蔡培慧落選,台大農藝系名譽教授郭華仁坦言相當可惜,「蔡委員對於農業議題相當關心,且立法院內關心農業議題的委員本來就不多。」
少數國民黨立委中願意聲援大潭藻礁議題,反對觀塘工業港開發的陳學聖;任內相當關心電業、空污與能源轉型,並承諾願推動礦業法修法的洪慈庸;深耕花蓮維護原民權益與好山好水的蕭美琴均連任失利,新國會等於少了三個守護環境價值的席次。
另外,出身荒野保護協會、前綠黨新竹縣議員的周江杰,本次改披民進黨戰袍出戰新竹縣第一選區失利;在縣議員任內與時力合作,力推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的羅貴星轉戰立委失利,也算遺珠之憾。
問政經得起檢驗 連任的環境守護者
林淑芬
被譽為「民進黨最後良心」的林淑芬,五度連任新北市第二選區立委,得票數高達13萬2591票,得票率62%,對手黃桂蘭得票數為7萬7625票,差了5萬4966票。林淑芬過去曾多次參與環境議題的修法或相關事件,包含2018年「禁止製造、販賣含塑膠微粒清潔用品」、完成國土三法、修正《廢棄物清理法》、推動食品標示制度、揭發六輕排放監測數據異常、揭發亞泥違法展限、推動礦業改革、揭發頂新假油案等。
林淑芬不僅簽署了「動物保護立法承諾書」,也提出持續改革老舊礦業法、禁止爐渣等廢棄物棄置農地、研擬啟動水污染總量管制機制、推動巨口鯊及大白鯊生態研究等環境相關政見。
鄭運鵬
民進黨籍現任立委鄭運鵬獲10萬4735票成功連任,得票率46%,以6948票差距險勝對手陳根德的9萬7787票。鄭運鵬少數完全同意2020大選「環保團體共同訴求」的立委。2018年林岱樺等38名立委串聯修改《工廠管理輔導法》要放寬輔導年限時,他是少數明確反對的立委。他也主張,桃園煉油廠應先建後遷,並要求經濟部儘速選擇新廠用地,原廠因應電力化趨勢,逐步減產與轉型。
賴瑞隆
以「海洋立委」自居的立委賴瑞隆也連任成功,當選高雄市第八選區立委。前鎮、小港皆為工業重鎮、長期飽受工業污染及公安危機。這一區共有四人角逐,民進黨對上國民黨「挺韓女將」陳麗娜,結果以6萬8,021票勝出,得票率56.7%。賴瑞隆過去曾擔任高雄市海洋局長,立委任內也催生《海洋基本法》;除了海洋與漁業專才,也曾爭取建置臨海污水暨再生水廠、關心大林蒲遷村進展。
蘇治芬
雲林縣第一選區立委、前縣長蘇治芬,因蔡英文臨危受命而再披戰袍,對上雲林縣前縣長張榮味的女兒張嘉郡;張嘉郡與蘇治芬過去也都曾擔任過立法委員,兩人深根地方多年,最終蘇治芬以差距4個百分點,得票數9萬4786票勝出。
蘇治芬過去曾反林內焚化爐、緊盯六輕污染公害、編列預算進行長期的雲林沿海地區居民健康風險調查研究計畫、提案要求經濟部會同勞動部(職安)與環保署(環安)進行六輕營運20年總體檢。礦業法的推動也曾公開表達支持。
為了繼續守護雲林縣民的健康與發展,此次政見除了保護六輕勞工與居民安全,加強六輕管線監測汰換及環保減碳;還有督促四湖外海風力發電、回饋地方,與中央主導日頭專案引進太陽能招商750億,以促成漁業與能源的共存共榮。
郭華仁表示,回鍋立委的蘇治芬也是農村出身,對於農業議題也長足的了解,「《有機農業促進法》已經通過了,未來如何落實主要是行政部門的工作,但期待立法院可以發揮監督的功能,讓農業施政更加完整。」
劉建國
民進黨候選人劉建國成功連任第四次雲林第二選區立委,得票數11萬9,468票,得票率57.3%,打敗原國民黨預期看好能翻轉山線的候選人謝淑亞。
基層農民不滿農產品難以外銷,於九合一大選時首次讓綠地變藍天,連續13年執政的縣長連任失敗,讓民進黨繃緊神經、重新檢討相關政策。而國民黨推出的謝淑亞,在地方上形象清新、學經歷亮眼,原以為「古坑媳婦」可以攻佔最大票倉斗六,但仍由劉建國成功搶下席次。
過去曾與雲林縣立委蘇治芬一同反對林內焚化爐,此次政見多聚焦於空氣污染的防治,制定多面向的計畫,來持續改善、抑制濁水溪的揚塵。
環團:期許推動更多進步法案
對於新國會的誕生,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副執行長蔡中岳表示,雖然有些席次的變動,但整體來上民進黨仍占多數,「從過去四年來看,民進黨的立法與行政基本上是相互配合,因此行政院長及內閣的態度就相當重要。」
蔡中岳表示,希望蔡英文能在第二任期推動更多進步的環境法案,包含國土山林、氣候變遷、能源轉型的不同面向的工作,作為民間團體也會持續監督政府施政。
蔡中岳說,去年雖然通過了《工廠管理輔導法》,但目前仍未公告實施,即報即拆等工作是否能落實仍不得而知。而第九屆立法院沒能完成的礦業改革,顯示出民進黨黨團對於議案的態度相當重要,「雖然幾位承諾修改礦業法的立委有連任,仍需持續監督修法進度。」
他表示,蔡政府雖然逐步減煤邁向非核家園,但在氣候變遷的減碳工作上仍有努力空間,「且重啟核四的公投很快會在2021登場,執政黨要如何和民眾溝通相當重要。」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吳澄澄則表示,對於洪申翰進入立院,即使很期待,也會以民間團體的力量監督所有立委,「儘管過去四年來執政黨推動非核減煤的方向和民間團體一致,但也有立委對能源議題不夠了解,對於節能、再生能源和生態的平衡等,也不夠熟悉。」
吳澄澄說,未來也不排除與新科立委合作推動進步環境法案的機會,「綠盟除了監督,也會推動國會修正《能源管理法》以更積極規劃節能政策,以及強化空污治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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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為啥錯失工業化機遇?】
印度,這個有著4500年文明史,大英帝國南亞繼承人的國家。
在二戰後,有著第三世界最發達的工業體系:鐵路里程、鋼鐵產量、發電量、產業工人遠超中國,冠絕亞非拉。
1949年,印度鋼鐵產量是中國的近10倍。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尼赫魯左手拉著中國,右邊跟著馬來西亞,顧盼生輝,儼然第三世界領袖,亞洲追求工業化國家的領導者。
1950年代末期,印度工業化初見成效,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比萊鋼鐵廠先後建成,自主制造汽車下線,進入全球十大工業國行列。
印度人堅信: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走上亞洲之巔,與美蘇三國鼎力,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印度先是在1962年邊境戰爭中,被解放軍的炮火摧毀了全球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也被日本、韓國甚至中國臺灣超越,更被完成工業化的中國甩出雲霄。
那麽,占據先發優勢的印度為何錯失了工業化?在中美歐日即將開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時候,印度還在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而苦苦追尋,是什麽導致了印度20世紀印度工業化的功敗垂成,印度山川稟賦和工業化歷史細節,為諸君解惑。
【先天不足的山川稟賦】
先天條件決定人成功的一半,國家也是如此。
我們印象中的印度,和中國一樣:物產豐富、礦藏繁多;但事實上,印度的農業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足;而印度的礦藏資源相比同體量國家,可說是貧乏。
由於印度大陸屬於熱帶季風性氣候,降雨極端的不均衡,在7-9月,幾乎集中了全年降雨量的90%,且水量極大,超過農作物的正常需求;其他時間則滴雨難求。
這導致印度主要產糧區-恒河大平原雨季時澇死,非雨季時旱死;更可怕的是,恒河大平原地處高溫熱帶,土壤有機物分解極快(需要更多肥料施加)。
相對於中國降雨均衡、氣溫合適的華北、長江中下遊平原;印度平原先天不足,一年只能一熟,畝單產糧只有中國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所以盡管印度平原總面積比中國多,但糧食總產量卻只有中國的一半左右。
印度農業的先天不足,也是導致古代印度:分裂時間大於統一時間的最重要因素,占據平原的印度主體王朝,農耕能力低下(相比中國),實力不足以抵達印度南部,即使抵達了,統治不能穩定,亦不能持久。
所以南亞歷史上的統一大王朝:孔雀、貴霜、笈多、莫臥兒等,基本都曇花一現,而所謂的統一,其外圍領土大多是類似附屬國的土邦,
中央集權統治從未貫徹過。這導致印度邦國林立,小文化圈、小民族圈橫行,小圈的爭鬥,給印度獨立後的工業化目標,帶來了無盡傷痕(本文最後會詳述)。
印度的礦藏呢,不能說少,但作為一個10億人口,就顯得貧乏了。
印度石油儲量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煤炭儲量是中國的二分之一,鐵礦是中國的60%,銅礦是中國的七分之一,印度幾乎沒有鉀鹽(制造鉀肥的重要原料),中國是3.6億噸。
礦藏的貧乏,對印度工業化無疑是重大打擊,當中國1990年之前,還可以出口石油、煤炭、鐵礦等能源礦藏,換取工業化資金和先進設備時,印度從一開始,還要進口石油和煤炭,一進一出之間,加重了印度工業化的負擔,特別是重化工業。
美國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曾有一句名言:
“每逢妳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妳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妳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當我們面對印度糧食產量低,工業化速度慢時,總是歸結為人種懶、文化頹廢,但是否考慮過印度先天條件不足造成的巨大不利條件呢?
當然,有人會說,日本、韓國先天條件也不足,他們後天努力了,所以工業化成功了。
下邊我們就看一看印度工業化的後天努力。
【印度國民黨的‘紳士’革命】
欲實現工業化,首先要實現民族、國家獨立。
20世紀上半夜,反殖民、反帝國的革命洪流席卷全球,蘇聯、中國都通過暴力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印度另辟蹊徑,走的是‘非暴力、小清新、不流血’革命。
領導印度獨立的國大黨,類似四一二前的中國國民黨,代表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所謂開明地主的利益,但團結了印度共產黨、農工等左翼力量,政策中亦有社會主義的因子。
憲法規定:印度是一個主權的、世俗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共和國。
由於二戰德意誌打殘了英國,日不落帝國全球統治力下降,印度得以不經過暴力革命,就獲得了獨立,並繼承了大英帝國在南亞的政治遺產和工業建設。
這種從容不迫、文質彬彬的革命,被世人稱為‘紳士’革命,亦可以稱為‘小清新’革命。優點是避免了流血,國家政權平穩過渡;缺點是沒有滌除印度社會中的封建生產關系和落後階層,反而讓他們大量進入執政階級,成為此後印度社會改革和工業化的最大阻力和隱患。
【蝸牛工業化】
印度獨立後,在尼赫魯的領導下,也效法蘇聯,開啟‘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了第一、二、三....個五年計劃。
1956年印度工業政策決議:基礎工業、戰略性工業、公益工業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企業在國家指導下發展。這和中國、日本、蘇聯的國家(計劃)資本主義如出一轍。
於是,印度政府開支了龐大資金發展工業,由於優秀的國際環境,外國援建也絡繹不絕,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來幫忙。
亞洲一流,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鋼廠,由德國克虜伯財團援建,杜加普爾鋼鐵廠,是英國鋼鐵制造財團貸款,比萊鋼鐵廠,是蘇聯援建。
印度摩拳擦掌,一頓操作猛如虎,但當人們看到結果時,大吃一驚。
直到1984-1985年,印度國有企業產值占GDP 比例才24.5%,尼赫魯時期,這個數值不超過15%。
印度工業產值占GDP的比例,1980年之前,長期維持在25%以下,而中國1980年工業產值占GDP比例已經高達48%。而直到2018年,印度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依然不超過30%。
一個農業國的經濟發展里程:必然是工業產值大幅度提升,占據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實現工業化,然後再商業化,出現繁榮的第三產業,工業產值比例出現下降。
從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來看,在尼赫魯以及女兒英.甘地執政(19470-1984),實施國家(計劃)資本主義時期,印度的工業化成就相當潦倒。
更騷的是:1969之前,印度還未施行大銀行國有化,14家最大的私有銀行,占據了全國存款的85%,貸款的84%。
也就是說,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制定了工業化的宏偉藍圖,結果手中的執行工具--國有企業,不在國民中占據主導地位;私有銀行的存在,讓印度政府也無法靠控制資金流向自己計劃的產業。
那麽為什麽印度的工業化,速度是如此的蝸牛呢?主要有兩大原因導致:
1. 印度在尼赫魯和英.甘地時期,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但由於市場經濟過於強大(特別是塔塔集團這樣的財閥存在),大量私人資本、民營企業並不願意投資重化工業,而更喜歡回報快的消費工業(微輕工業),這導致稀缺的資本不能有效的投入重化工業;而對糧、糖、棉、布等消費品價格的不予管制,放任自由化,導致大量資本流入了商人和上層精英的腰包,這些階層為了享樂,大量進口高檔品,不僅浪費了大量外匯,也浪費了寶貴的再投入資本。
2. 印度農地改革(土地革命)的半途而廢,功敗垂成。
【半吊子的土地革命】
我們應該知道,一個大國想要實現全面工業化,必然先實現農地改革(土地革命)。
大規模投資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需要巨額資本、脫產的產業工人以及海量的糧食、原料,這些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都需要建立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基礎上:用更少的人,更短的時間,生產更多的糧食。
而在重化工業反哺農業,提供廉價的機械、化肥、先進種子之前,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更多的依靠以下策略實現:
A、均分土地,讓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讓土地和勞力得到更合理的資源配置。
B、集約化生產:利用合作社的方式,動員集體力量,建設水庫、灌溉渠等農業基礎設施;集中農民的零散資本,進行機械購買、肥料種子研發、資本借貸等規模性投資,自我累積農業資本。
C、減少地主、高利貸者等農業食利階層,讓更多剩余資本,投入工業和農業再生產。
在印度獨立後,也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農地改革,但由於執政黨-國大黨是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的代表,官僚成員也絕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地主集團、企業家和商人,來自農民的幾乎沒有。
所以,盡管國大黨在印度獨立過程中,為了聯合工農,宣稱要搞土地革命,但在真正執政後,政策起了變化。
印度的土地制度被稱為柴明達爾制,柴明達爾(地主)的土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國家代管,是收稅中間人,對土地沒有所有權;另一部分是自營土地,擁有世襲所有權。
印度農地改革的策略是:政府贖回柴明達爾們代管的土地,允許保留自營地。
但由於政策執行人本身就是柴明達爾階層,又遭遇印度右翼政黨強烈反對,用法院體系對抗(妄稱政府侵犯個人財產所有權,過低價格贖買等等),導致農地改革推行了10多年之久,給柴明達爾們留下了充分的時間:擴大自營地,把本屬於國家的土地大量侵吞。
結果是,政府只收回了1.7億英畝土地,約占總耕地的48%。改革完,25%農戶依然沒有一分土地,25%的農戶只有土地的1%。而擁有1000英畝以上的地主仍不少見。
尼赫魯的所謂合作社:也因為富農和大地主的反對,不能夠執行。
印度農村仍然是落後的生產方式,一盤散沙,大規模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無法施行。
【工農業惡性死循環】
農地改革半途而廢,導致印度農業效率一直不能夠快速提升,更不能夠提高有效的資源(資金、脫產工人、剩余糧食)給工業;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不能夠快速發展,就不能反哺提升農業效率,印度的工農業陷入了惡性循環。
更奇葩的是,印度農業在一些年頭,連自給都不行,要靠進口大量糧食滿足需要,1961-1966年,印度進口糧食2500萬噸,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外匯,更造成印度外債高築(工業資金不足,也要向外國借款)。
1966年,印度外債已達350億盧比,財政收入的約20%用來還債,印度內循環惡化,走上了依賴歐美和蘇聯的道路。
【棄難求易的綠色革命】
為了達到糧食自給,1965年之後,印度開始推行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的策略是基本放棄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利用機械、良種和肥料增產。
但機械、良種和肥料需要大量金錢,於是印度只得一方面從歐美獲得農業貸款,另一方面只能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土地肥沃,見效快的地區。
中央政府提供的農業資金,僅能夠讓300萬地主受到普惠;但擁有小額田畝的農戶超過四千九百萬。
印度綠色革命導致的好處是,糧食產量有所提高,並出現了小片工農業發達的飛地,但廣大腹地依然不能解決農業效率低下的問題,印度的人口和消費需求都得不到解放,工業始終不能形成強大規模。
【劍走偏鋒的互聯網革命】
等到尼赫魯(1947-1964執政)的外孫,英.甘地(1966-1984執政)的兒子拉吉夫·甘地(1984-1989)當選印度總理時,他深感印度工農業落後歐美太多,而當時全球互聯網革命風起雲湧,拉吉夫·甘地高喊:用計算機把印度代入21世紀。
拉吉夫·甘地認為印度有世界第三的高等教育人才數量,要趕上世界潮流,當然拉吉夫拉的互聯網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印度已成為僅次於中美歐日的第五大軟件國,拉吉夫·甘地打下基礎的雄厚基礎功不可沒。
不過,在25歲以上人口,73%文盲的當時印度,發展這種高端科技服務業對印度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影響有限,反而更加重了印度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如果說尼赫魯(1947-1964執政)沒有徹底完成農業崛起,那麽英.甘地(1966-1984執政)用綠色革命劍走偏鋒,放棄了全面提升印度農業的戰略,而拉吉夫·甘地(1984-1989)再一次劍走偏鋒,把工農業都交給自由化市場,押註互聯網實現彎道超車,結果是舍本求末。
這即是印度沒有徹底滌除封建生產關系,完成土地革命,執政層擁有強大保守勢力大背景下的無奈選擇,也是印度歷史上一直不能夠完成大一統,國內利益集團相互內卷的結果。
在印度國內,有十四個語言集團(都宣稱有獨特的文化遺產),有占人口六分之一的穆斯林教派,有三千個婚內聯姻的種姓集團,他們都狹隘的效忠小集團。
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宗教矛盾橫雜交錯,非但無法對國家整體的目標形成合力,反而導致國家的目標一再變化和妥協,在無盡的內耗和謊言中,冷了英雄的血,麻了百姓的心。
而在印度為清除封建生產關系和團結障礙,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漫長過程中,他錯過了20世紀後半葉第二次工業化浪潮,錯過了20世紀70-80年代歐美的產業轉移,錯過了21世初的全球化,錯過了移動互聯網革命,也即將錯過第四次科技革命。
基礎不牢,所有的機遇對印度來說,都地動山搖,把握不住。這就是現代印度面臨的最大難題,但一面補齊基礎,一面追趕,對印度來說,又好不辛苦。